在环境科学领域，牛津的研究涉及森林史、气候变化、遥感、土地利用、野生动物保护、家畜管理、污染、腐蚀、沙漠侵犯等众多课题。 牛津的固体物理、高磁学、激光研究、基本粒子研究和大气物理学等均在世界上占领先地位。物理系的克拉伦登实验室在世界核研究领域中起着特殊的作用。基础研究还导向重要的工业开发，包括建立了如牛津仪器公司和牛津激光公司之类的企业。 仅在化学系，牛津目前就拥有4位诺贝尔奖得主。该校在蛋白质、新型无机材料合成、分子的计算机辅助设计等方面都有重大成果问世，并在化工、医药、微电子工业等领域推广应用。 牛津在地球内部动力学、陆界变形研究、低温处理和古生物学等领域也很有成就。牛津数学研究所在许多数学分支学科中居于世界前列，计算机科学研究在国内外亦有一定地位。牛津被国际上公认为英国的经济学中心。不仅金融、管理学科专家、而且法学、心理学和自然科学的专家也参加到经济学研究中来。1987年，进入工商界的牛津毕业生已超过在其他行业就业的人数。 牛津的发展经济学和国际关系研究亦很活跃进, 还被誉为研究当代中国最活跃的中心之一。 牛津大学有许多杰出的神学家、哲学家、法学家、历史学家、音乐家、文学家和文艺评论家，它的政治学、地理学、社会学、心理学力量都相当强。 牛津的博德利图书馆是英国第二大图书馆（仅次于大不列颠图书馆），藏书600万册。 牛津出版社举世闻名，是世界上最大的大学出版社。尤其是它的20卷《牛津英语词典》，享誉全球。 对青年学生来说，进牛津读书，应该说是佼佼者的机会，是既痛苦又诱惑无限的事情，是光荣之路。然而，对英国社会来说，光荣之外另有深意。牛津、剑桥是通向最高权力的重要而又充满希望的途径。他们每年为英国培养出一批知识权贵，其中的一些人将登上权力的高峰。随便举一个例子就可以看出这种诱惑的分量。1979年那一届议会，339名保守党议员中，有94名来自牛津、75名来自剑桥。这些校友们又组成俱乐部、校友会，互相提携，同甘共苦，而且，由父一辈到子一辈，形成一个关系网，试想想，这该是一种什么局面？ 1963年，英国《金融时报》社长、伦敦经济学院院长罗宾斯提出了《罗宾斯报告》。指责牛津、剑桥的垄断地位和所带来的默守成规、保守难变的严重影响。当时的英国政府深以为然，在48小时内就批准了这份报告。政府决定创办更多的大学以冲淡牛津、剑桥的影响。很快，8所大学就开工了。但是人们惊诧地发现，8所大学几乎和牛津、剑桥没有什么两样，校舍的建筑风格，校园的气派和格局，仿佛从牛津、剑桥描过来的，更有意思的是，这8所大学，都分别由一位来自牛津或剑桥的副校长担任校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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