父 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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来源：2005年第4期《成长》“有情天地”
日期：2007-5-18
作者：魏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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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小就不喜欢父亲。我不知道别人的父亲怎样对待自己的孩子，但我想，大多不会像我的父亲那样暴烈。我是家里的独子，但完全没有体会过独子的稀缺性带来的好处。读小说，看电影，我从不反感封建大家庭，甚至可以说是异常羡慕，因为封建家庭重男轻女，儿子的地位高，我是独子也是长子，在封建家庭里想来日子应该过得比较滋润。
从我有记忆开始，父亲从未跟我有过任何身体接触（揍我除外），也就是说，他从未抱过我或者拍我的头之类，当他的手扬起来时，一定是要跟我的屁股有力地接触。打我上一年级开始，家里就针对我有了数不清的清规戒律：中午12点之前和下午6点之前必须回家，否则挨揍；吃饭必须用左手扶住碗，否则挨揍；吃完饭必须将筷子整齐地放在碗旁边，与桌子垂直，否则挨揍；有客人在场吃饭，自己吃完后，必须说“叔叔、阿姨慢慢吃”，否则挨揍；作业做错，挨揍；考试没考到前三名，挨揍；顶撞大人，挨揍；其他“严重的错误”，如，撒谎、被老师告状之类，就更不用说了。总之，挨揍的机会如此之多，以至于从小学到初中，父亲专门为我预备了一块巴掌宽、一指厚的竹板，每次父亲对我“用家法”时，都使它，父亲把这个过程浪漫地称为“笋子炒肉”。其实，在邻居眼里，我是听话的乖孩子，在老师的眼中，我是优秀的少先队干部，我不知道，我为什么永远不能让他满意？
那时，《儿童文学》等杂志，常有文章把童年形容成“金色的童年”“无忧无虑的童年”，每当我看到这类文章就气不打一处来，因为我没有这样的感受，我认为那是谎言。
我曾经强烈地渴望自己是孤儿，这样就没有人把我当犯人一样看管起来，我羡慕那些可以自由自在玩到天黑才回家的孩子，那才是“金色的童年”啊！年纪大一点以后，知道自己的想法不现实，于是转而开始盼望父母离婚，每当他们吵架时，往往就会提到“离婚”一类的话，这时我既恐惧又兴奋。恐惧的是，城门失火，也许会殃及池鱼；兴奋的是，快解放了。然而，一向说话算话的父亲在这件事情上却一再失信，永远没有给我摆脱他的机会。
暴君，除了这个词，我想不出第二个词来描述父亲。每次跟其他孩子打了架，不管被打得多惨，只要他在家，我就必须擦干血迹，装出一切正常的样子，我从来就不指望从他那里得到同情和安慰。一般情况下，只要听说我跟别人打了架，不管我有没有理，总是又被他以“惹祸”为由重新胖揍一顿。如果母亲在旁，她就会像老母鸡一样护住我，于是，他们吵架。母亲这时就会怒吼道：“不是你身上掉下来的肉，你当然不心痛。”父亲则瞪圆了眼睛，撂下一句“头发长，见识短”，然后，摔门而去。这样的场面经历多了，我就渐渐地绝望了。
母亲很顾家，父亲则很顾朋友。母亲节俭，有什么好东西，她都要省下来，宁肯自己不吃，也要给我们；父亲则是宁肯自己不要，也要给朋友。我一直认为，我们整个家庭的分量都没有父亲那些朋友的分量重，这也是母亲的看法，母亲曾这样评价父亲：“朋友放一个屁，也会让他追三里路”，朋友的事情再小，也是大事，家里的事再大，也是小事，这是我厌恶他的又一个原因。当我读到朱自清的散文《背影》时，我不禁为他父亲那个“肥胖、蹒跚的背影”而心酸，在别人的故事里体会了父爱汹涌，在自己的故事里则品尝了父权专制。因为我的父亲是只想“做大事”的人，从来不屑于去做为儿子买橘子那样鸡毛蒜皮的“小事”。
“人是一种政治动物”，这话放在父亲身上再恰当不过了。父亲的教育从来是鼓励我“做大事”，在他看来人不能轰轰烈烈一生，就没有什么意义。在我上中学以后，我们之间永恒的话题是政治，分析背景、分析潜台词的训练从很小就开始了。我当然明白他的心思，他希望我能完成他没有完成的仕途梦想。父亲从团支部书记起步，所以也要求他的儿子积极向组织靠拢，在他看来这才是惟一的正道。但他不明白我的心思，我喜欢政治，但不喜欢当下的政治，更不喜欢他谈到知识分子时的那种轻蔑的态度。然而，我不能顶撞他，在他面前，我觉得反抗是不可思议的事情，于是只有拖。所以，他常常指着我的鼻子，用领袖批评部下的语气说：“阳奉阴违。”他打心眼里尊重知识，同时也打心眼里瞧不起知识分子，在他看来，知识分子都是软骨头。文革中父亲曾是一方风云人物，他说：“那时，无论多么高级的知识分子，只要一到紧要关头就相互出卖，平时的清高荡然无存，我从没见到一个有骨气的知识分子，只有工人阶级最可靠。”只有在讨论政治时，我才能取得与他平等的地位，其他任何时候，我都必须接受他的命令，包括恋爱。高中文科班有不少同学有过写信、约会之类的故事，而在我身上没有任何“绯闻”，因为他绝对禁止此类事件，我“完美”地执行了命令，从不和女生说话。中学毕业前后，对女生态度反差如此之大，以至于班上同学认为我在高中三年纯粹在“装处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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