摘要：百年来的汉字难学一说实则较为失当，在文字适用性比较上，汉字则有其独特的优势，故正确进行文字比较应坚持客观全面的比较、纵向的动态比较和能动的、实践的比较。 关键词：汉字；文化；比较方法 中图分类号：G623.22；G633.3 文献标识码：A 作者简介：施显生(1935— )，浙江余姚人，上海社会科学院信息研究所副研究员，主要从事社会科学新学科研究。 百年来汉字曾迭遭诸多责难与贬损，其中“汉字难学论”至今仍在影响着教学实践。所谓“汉字难学论”并非指对汉字难学的一般看法，而是指把汉字难学一面片面夸大为汉字的“原罪”和“死症”，进而要废除汉字的主张和观点。这种观点的产生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和诸多认识论原因。本文试就其方法论依据作一探讨。 一、“汉字难学论”是比较的产物 比较方法是“汉字难学论”立论的依据所在。几千年的古代文献中罕见有汉字难学说法的记载，而对古人炼字锻句之艰辛则多有趣闻。中学生都知道宋代王安石《泊船瓜洲》里“春风又绿江南岸”一句中的“绿”字是先后推敲了“到”“过”“入”“满”等十几个字以后才最后选定的。至于古人“吟安一个字，捻断几茎须”“两句三年得，一吟泪双流”等已属于文学创作的范畴，而不是一般的学识汉字了。 只是在19世纪末叶，当积弱积贫、闭关锁国的清廷大门被列强的炮舰轰开以后，在拼音文字与汉语、汉字大量的接触、碰撞之中，才冒出来一个“汉字难学论”。第一个提出汉字难学的卢戆章在1892年提出“当今普天之下，除中国而外，其余大概皆用二三十个字母为切音字”，“中国字或者是当今普天下之字之至难者”。[1]此后凡说汉字难学的无不以拼音文字为参照系，而且整个学界都竭力推崇这种方法，大有“不怕不识货，就怕货比货”之感。胡适在其1920年12月的《国语文法的研究》中特别强调了比较方法的重要。鲁迅1934年在《关于新文字》一文中曾说过：比较是最好的事情。当没有知道拼音字之前，就不会想到象形字的难。从此比较方法就成了“汉字难学论”的利器和法宝。时至今日，仍有一些学者在应用着这种比较模式，即以二三十个拼音字母与几千个汉字相比较。如说，学“汉字要辨别几千个字形，拼音字只要分别二十六个字母就行了”。[2]这种比较模式还很容易得到公众认同，就像人们日常习见“日出东来又到西”一样，正是这种浅显易见而且又是“铁的事实”的比较方法，使“汉字难学论”流行百年而无阻。 然而，“比较”果真都是好方法吗？这需要对“比较”本身作些分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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